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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新: 一次终生难忘的拍摄

  我的摄影生涯中,有一次终生难忘的拍摄。那是20年前,刚进入21世纪的2001年7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专程到安徽调研农村税费改革,了解农民负担和农村教师工资兑现情况,和安徽省庐江县原新渡乡新渡村桃树皮村民组的村民座谈,我冒着差点儿被现场的公安人员关起来的风险,机智地拍到了朱总理和村民座谈的照片。至今回想起来,那次拍摄是那样的艰难曲折,成为我一生中的永恒记忆。

  那年,我在新渡乡政府担任宣传干事,既参与当时新渡乡历史人文、社会沿革、经济发展汇报资料的编写,又被编入朱总理到新渡乡调研的后勤服务组。因为我之前在一家省报从事过好几年的记者,拍摄过很多新闻照片,于是请示乡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乡书记和乡长一致表示说:你既然到现场搞服务,可以带上相机拍些照片,以后作为乡党委政府的资料。我心里有了准,随即别好了“室外工作人员”的胸牌,背上“海鸥牌”相机,和其他去现场服务的工作人员一道,进入了位于合铜公路西南魏家河埂头、砖墙瓦顶、房屋整齐的桃树皮村民组。

  上午8点前,天气比较热,合铜公路进入了一级安保戒严状态,沿线所有大小岔路都站满了身穿蓝色短袖警服、套着白色手套的公安警察。以庐江县委副书记张某盟为组长的治安保卫组人员全部进入桃树皮村民组,开始一家一查看、一人一核对“清场”。桃树皮村民组徐某门前较为宽敞,摆着一张木桌,桌子四周放着木椅子,桌子上放有几把蒲扇,是为朱总理等到此和村民交谈准备的。

  在现场,我发现提前到达的庐江县广播电台副台长、新闻部主任张鲜灿(都称呼“张台长”)已经把录音笔放在了桌子上,于是上前和他打着招呼。张台长说:“朱总理来庐江调研,是庐江广播电台的一档最为重要新闻,我一定做好这档新闻的录音”。

  “你是哪里的?”我和张台长站在桌子边上正说着话,张某盟到了跟前,问我。

  “我是安徽日报通讯员、本乡记者,也是室外工作人员”。我直接回答着张某盟。心想,年前我在省报担任记者,多次报道过庐江县正能量新闻,张谋盟知道我,这回应该会留我在现场拍摄吧。

  “带走”!岂料,张某盟声音很大,本着脸,手一划。当即,上来两个戴白色手套的警察,扭着我的两只胳膊,欲将我作为不安定因素,塞进远处的公安中巴带走。没走几步,我灵机一动,指着胸前的“室外工作人员”胸牌说:“不让拍照,我把相机放屋里,不拍还不行?搞服务总行吧”!警察看着我的胸牌,松开了手。我立即快步跨进徐江平户屋里,把相机放到冰箱的上面。

  我回过头,看着张某盟“清场”。

  “你来干什么的”?只听张某盟在那儿严厉地盘问张台长。

  “我是为庐江广播电台的这档新闻做个现场录音,你看,我只带录音笔,没带录音话筒。”

  “带走”!张某盟嘴里蹦出两个字,手一划,两个戴白色手套的警察上前抓住他的两只胳膊,和抓我的胳膊一样,往远处的公安中巴扭送。

  幸好,当时我的口袋里还有一个“室外工作人员”胸牌。我一脚站在门里一脚跨出门外,举着“室外工作人员”胸牌,上前喊道:“张台长,你的胸牌在这儿”!

  “好,谢谢”!张台长接过“室外工作人员”胸牌,进到了屋里。

  好险啦,我和张台长差点儿作为扰乱秩序对象,都被警察带走。

  大约8点20分,朱镕基总理在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省长许仲林的陪同下到达了桃树皮村民组,围坐在预先准备好的桌子边,和身边的村民交谈。尽管村庄安保戒严布满了警察,但村庄里的群众一个个从家里跨出门,两头的村民纷纷涌向朱总理正在谈话的地方。一时间,桃树皮村民组较为宽敞的徐某门前满是维护秩序和现场服务人员,人们都想近距离目睹朱总理的亲和面容。那当儿,不远处有七八名新闻单位的记者捧着相机,按照指挥人员“只准从正前方接近、一分钟拍照”的指令,排队在等候着。

  “我们没有接到不让新闻记者进入的通知呀?这是到庐江调研的国家最高名领导人,千年等一回,我得录音去。”张台长说着,怀揣录音笔,跨出门去。

  我觉得张台长的话很有道理,对,这是到庐江调研的国家最高名领导人,我在现场,千载难逢,何不抓住机遇拍摄几张照片?不容多想,我鼓起勇气,拿起放在冰箱上面的相机,几步跨出门,站到了排队等待拍摄的记者们的身后。

  一分钟的时间,记者们拍了就走。

  轮到我拍摄,我举起早已调好光圈的相机,贴近眼睛,全神贯注着相机透视屏,就在朱总理轻摇蒲扇和村民交谈时,连续按下了相机快门。

  朱总理和村民大约交谈半小时,便起身,前去看看村民的住房,向徐江平户走去。

  我一看,快步爬上徐江平户的二层走廊,打开相机,俯拍了朱总理和村民交谈时的画面。

  上午9点刚过,朱总理一行驱车前往新渡乡政府,在政府三楼会场举行农村税费改革和减轻农民负担座谈会。当时,在现场服务的人员胸前一律挂着一颗红色的圆形胸牌。

  政府三楼会场我是进不去了,就连政府大门也不让接近,我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被警察拦在了百米以外。

  政府门前街道的群众越来越多,都想近距离看一看朱总理的慈祥面容。

  上午11点30分,座谈会结束,朱总理等乘上大巴车,将离开新渡乡。

  大巴车缓缓驶出乡政府大门,朱总理推开车窗,向门前涌动的正在鼓掌的群众招手致意。于是,我连续按下相机快门,拍下朱总理亲民和蔼的照片。

  朱总理在桃树皮村民组和村民交谈的时候,张台长确实挤到了朱总理身边,可是他没有拿出录音笔录音,但我拍到了他站在朱总理身边的照片。然后,我把拍到的几张照片放大了,送给了张台长和几位在场的村民。

  一月后,庐江县农村税费改革领导组副组长和财政局负责人为了举办《农村税费改革图片展》,亲自登门,向我索要朱总理在新渡乡调研、和桃树皮村民组群众交谈的照片,说:“当时只准许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记者拍摄,想要他们的照片,很难联系。”我先是婉言拒绝,说:“县里举办图片展要照片吧,叫张某盟亲自来要!”

  张台长也很气愤,说自己和张某盟是初中到高中的同学,竟然变得那样六亲不认。

  向我索要照片的县里领导反复解释,算是减轻了我对张某盟的一些误解,可他当时为什么不解释,而且是那样的武断。县财政局负责人当面决定,给我20筒胶卷,算是对我的补偿。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不好一再固执,便拿出了朱总理和桃树皮村民组群众交谈的照片。岂料,那张照片流露出去以后,却被庐江县多家单位印在书刊和宣传资料扉页,也没有署名拍摄者的名字。

  至今,每当看着那张照片,总是想起那次张某盟说“带走”、我差点儿被警察扭送进公安大巴带离现场的惊心动魄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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