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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星桓:与有肝胆人共事——周恩来处世智慧初探

与有肝胆人共事

  ——周恩来处世智慧初探

  ■ 姜星桓

  1971年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上海市发生了一起“九龙杯失窃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位外国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在宴会席间被精美绝伦的国宝“九龙杯”所折服,便偷偷地将它放进了自己的手提包里,想据为己有。

  这一举动,恰巧被工作人员在录制新闻电视节目时无意中录了下来。此事因关系到国际友人,工作人员即使有证据也不敢搜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只好请示总理。周恩来听取汇报后,经过周密的考虑设计了一条妙计:

  当天晚会上,在进行到魔术表演时,魔术师指着手中的仿真九龙杯,介绍了这件价值连城的国宝,然后说一声“变”,九龙杯突然不见了。魔术师微笑着对观众说:“刚才那只九龙杯,飞进了那位外国朋友的手提包里”。于是,这位随行人员只好尴尬、无奈却又体面地把这个九龙杯拿了出来。

  通过周恩来“妙计巧收九龙杯”的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周总理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处世内方外圆,即维护了国家利益又能照顾到对方的面子,在外交事务中凡事争取最理想的效果,树立了大国领袖胸襟广阔的伟大形象。我曾经看过《基辛格传》,其中有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秘密访华,就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在北京和周恩来举行会谈的记述。

  有一个情节令人深思:周总理在与基辛格会谈期间,在谈判桌上,周恩来为了国家利益义正辞严,毫不退让,但在正式会谈过后,他仍然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地招待基辛格,尽地主之谊,让基辛格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评价周恩来是“绝不伤人情面!”也可以说,洞察人心、处世智慧是周恩来人格魅力的来源之一。

  周恩来总理不仅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楷模,而且也是智慧处世、厚德载物的典范。他平易近人,真诚待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周总理去世的时候,无论是国际友人,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都以崇敬的心情缅怀他,就连他的政敌也在台湾沉痛地悼念他。可见周恩来的处世艺术已达到了极致。

  那么,周恩来总理的处世艺术从哪里来?笼统地讲,就是来自于人生志向和政治智慧。具体说就是,来自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理想,来自于“与有肝胆人共事”的处世原则,来自于“从无字句处读书”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周恩来总理是一位一生都谨言慎行的伟人,他的每次讲话几乎都是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能够反映他内心活动的笔记并不多见。这就给后人研究他,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我以手中仅有的资料初步探讨,仅供参考。

一、志存高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志存高远是周恩来智慧处世的基石。正由于周恩来总理志存高远,心胸宽阔,才能善于逆向思维,换位思考,在意别人的感受,才能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可以说,“起步早”“起点高”是周恩来成功的捷径,而人格的魅力始终伴随着他的革命生涯。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然而,影响他一生的人生观建立,价值观形成,主要来自于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进步的中小学教育。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城内驸马巷。周恩来有三位母亲,生母万氏,万冬儿;养母陈氏,乳母蒋江氏。三位母亲对他都很好,对他都有重要的影响。生母万氏教他处世,养母给他启蒙教育,乳母主要教他做事。1910年春,周恩来在生母和养母相继去世后,随伯父周贻庚来到东北,先在铁岭银岗书院学习,半年后转入奉天官立东关模范小学,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学堂,开设的课程不少,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物理)、英文、图画、歌唱、体操等几门课,既学经书,又学西方的哲学。在东关模范学校的三年里,周恩来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特别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他都名列第一。他写的《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一文,立意新颖,论述精辟,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因而轰动了全校,并在全省举办的教育成绩展览会上展示。

  道院迎仙客,书堂隐相儒。1913年7月,周恩来东关模范小学毕业,同年8月16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学习。1917年9月东渡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重大转折。1919年4月回国,在五四运动中是天津学生界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9月,入南开学校大学部(今南开大学)。因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当时的段祺瑞政府逮捕。获释后,1920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分别在法国、英国、德国的大学学习。

  任何伟人的成长,都离不开高人指点,贵人帮助。周恩来有幸在南开中学遇到了他们:严修和张伯苓。他们对周恩来的影响,非同凡响。

  严修(1860.4.12-1929.3.14),字范孙,曾经是清朝学部左侍郎,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先驱。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后,辞职返乡,但仍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改革。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1919年又创办了南开大学,被称为“南开校父”。他不仅免除了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学费,还资助周恩来到日本和欧洲留学。

  张伯苓(1876.4.5-1951.2.23),名寿春,字伯苓,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他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教育的真谛是“公”“能”教育,意思是“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为公”这一教育理念贯穿南开的百年历史,启迪了一代代的南开人。当时,在张伯苓的教育和培养下,周恩来成了“公”“能”双謦的优秀学生。

  成功的人生,最重要的是年轻时对自己人生的定位:立志,解决自己将来“做什么人”和“走什么路”的问题。周恩来从小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意味着他的一生要为振兴中华而奋斗。那么,是走“科技救国”之路,还是走“革命救国”之路呢?这个问题他在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才做出定夺。有诗为证:“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首七绝诗是周恩来在1919年3月离开日本前夕写的。前两句是描写一年前东渡日本时梦想走科技救国的路,立下了“邃密群科济世穷”的雄心壮志,后两句的意思是,既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社会革命也能使中华腾飞,我虽然未能实现来日本时的梦想,回国参加革命,仍然不愧为是英雄。“面壁十年图破壁”反映了周恩来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思想飞跃,体现了周恩来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表达出一种不同凡响的人生追求。从此,周恩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二、立身立业,与有肝胆人共事

  “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名人名联》注释:此联是1915年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曾为自己撰写的一副自勉联。它阐明交友要有选择,要交肝胆相照的人。因为“有肝胆的人”站得高,看得远,胸襟博大,相处日久,潜移默化受益良多。读书既要读有字书,更要读无字的书,实践出真知,社会就是一本大书。通过此联可以看出,周总理在青年时代,就喜欢与有抱负的人一起工作。

  有人说,要想探讨周恩来的成功秘诀,必须了解他的一生,要想研究周恩来的一生,必须从他的自勉联开始,因为他的自勉联是他的人生座右铭。有不少资料介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周恩来一直以此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少山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

  为人处世是周恩来的立身之本。他重视友谊,真诚待人,乐意助人,广结善缘。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周恩来参加革命之后,一直在群雄逐鹿的政治舞台上活动。然而,在他身上体现的不是竞争意识,而是服务意识,处处关心照顾别人,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以浓浓的温情赢得了不同地位、不同性格、不同信仰的人的尊重和信任。

  凡是周恩来的战友都得到过他的关照。周恩来把同志的安危冷暖,衣食住行,时时挂在心上,从细微处见真情。董必武到重庆,他布置工作人员把饭菜送到房间去。吴玉章到西柏坡时,所住的民房窗户纸破了,他安排工作人员立即糊上。重庆谈判时,周恩来不仅谨小慎微地处理毛泽东的安全事宜,而且在酒席上奋不顾身地为毛泽东挡“毒酒”。他在虎口救过朱德的女儿朱敏,在法国、中国先后救过三次蔡畅的命。同时,周恩来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伤寒病,杨立三为他抬过担架,解放后,杨立三去世时,周总理亲自给他抬棺送行。

  “与有肝胆人共事”是周恩来立业之本。周恩来德高望重,光照四野。然而,他谦虚谨慎,恪守职责,不使自己思想越位,极力推崇“有肝胆人”给自己当“老板”。在党内的路线斗争中,他开始也赞成“共产国际”的意见,即城市暴动。实践证明此路不通时,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在遵义会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尽快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通过学习周恩来在1949年5月4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讲话《学习毛泽东》,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主席由衷的佩服。“我们要学习毛泽东,还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

  有人认为,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维持了整整四十年,一直持续到周恩来本人病故为止。尽管两人的性格气质截然不同,却共同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一对相辅相成的政治搭档,毛主席扮演了“掌舵”的精神领袖的角色,周恩来则扮演了小心翼翼的执行者,是内政外交的大管家,正所谓“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周恩来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智慧,渡过了一次次的政治风雨。

三、明理明心,从无字句处读书

  周恩来自勉联出自古文。西安鼓楼北院门的“榜眼故居”,是旅游景点。这位榜眼爷叫高岳崧,在明崇祯十四年间,十二岁的高岳崧即参加科举考试,康熙年间高中榜眼,乾隆亲书“榜眼及弟”的牌匾高悬门额。在高岳崧故居里有很多对联,对仗工整,寓意深远,其中一副对联就是:“与有肝胆人共事,立身立业;从无字句处读书,明理明心。”

  “无字书”的提法可以追溯到清代文学家廖燕,他说:“无字书者,天地万物是也。”世间万物、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以及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现象,都是一本本无字的书。毛泽东主席也曾经说:“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也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无字天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可以这么说,凡是成功的人,都是读懂了这部“无字书”。

  读“无字书”实际上就是悟道过程,就是感悟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商有商道,医有医道。凡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老子曰:“道可道,非恒道。”“道”这个东西,从书本里是学不来的,只能从实践中感悟。实践出真知,实践增才干。“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毛泽东《实践论》)古今中外,都重视拜师学艺,原因就在这里。

  周恩来书写“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自勉联时,年仅十七岁。当时家境贫寒,他还要假期做工补学费。后因学习优秀,校董严修和校长张伯苓商议免除了他的一切学杂费——周恩来是该校的唯一一位免费生。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为了强身健体,曾经拜当时名扬京津的拳师韩慕侠为师,学拳练武。韩慕侠曾感慨地说:“翔宇(周恩来字)年少志高,深谋远虑,我教他怎样强身,他却教我怎样做人。”可见,周恩来从中学时期已经开始研读“无字书”,立下了“浮舟沧海,立马昆仑”的豪情壮志。

  周恩来终身从事的是职业革命家。社会科学的掌握,实践尤其重要。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最合适?这是革命先驱们一直探讨的问题。开始,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感召下,毛泽东、周恩来都在国民党内任过职。毛泽东曾任过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周恩来曾先后任过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他才警醒到此路不通。但也有收获,明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全城。”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

  周恩来是悟道得道之人,是世界少有的融会贯通古今中外处世智慧的伟人。建国前,斯大林和米高扬对中国领导人说:“你们在筹建政府方面不会有麻烦,因为你们有现成的一位总理周恩来。你们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总理呢?”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对毛泽东说:“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功臣,开国总理。其丰功伟绩与神州同在,其完美形象与日月同辉,其墓志铭“人民的好总理!”已经镌刻在世界人民的心中。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谦虚谨慎的一生,努力奋斗的一生,是我们每一位要求进步的人应该学习的光辉榜样。

  周恩来喜欢马蹄莲花,反映出他“高雅、清白、一心向上”的人生品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正因为周恩来洞明了世事,智慧地处世,才用他的有限的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气贯长虹的人生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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